一个内地人的香港移民史

2023-04-23 10:30:52

香港移民在中国内地,已经有了很长时间的历史。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,就不断有内地人移民香港,去香港寻找更高的发展和机遇。那么移民香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?下面请看出国移民网为您整理的相关信息。

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。跨过去的时候,并没想过后来种种。此刻回过头来,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。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还在,多年尘封不动。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,我独坐一室,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。

20世纪80年代至今,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。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,就好像细流入深海,静默无声,不知哪里去了。再出现的时候,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。这并非事出无因。

对很多香港人来说,“新移民”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,常常和家庭暴力、骗取社会保障援助、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,是个不光彩的标记。

新移民既是外来者,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,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。很多人认为,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,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,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价值,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。

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,便须承认自己在文化上低人一等。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,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,更加没有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。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,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,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。

于是,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,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,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。

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,却又彷佛并不存在;明明有话想说,却又无法可说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,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。1949年以降,历经几波大移民潮,目前七百万人口中,真正称得上“原住民”的,少之又少。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,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,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。

两年前,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《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》,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,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,情绪热切而激动。这教我诧异。那一刻,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。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,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和尊重,但往往事与愿违。

在过往大部分的新移民讨论里,经济考虑是最重要,甚至是唯一的向度,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,对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。政府最关心的,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,令新移民脱胎换骨,成为有利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,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。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,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,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,在精神 文化 家庭、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 却往往被忽略漠视。每当有什么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,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別事件,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,要求多聘几个社工,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。

1999年12月,林婕,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,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,在最美好的18岁,从高楼一跃而下,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:“我很费解,我到底做错了什么?难道 我来自内地 就是我的罪过吗?”林婕的死,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。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,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,说:“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,我感到十分羞愧;对林婕和她的母亲,我有无限的歉意;作为教育署署长,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,竟然发生在教育界、在学校里。这真是莫大的讽刺。”

林婕用她宝贵的生命,打破一池死水,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处境。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,社会并没任何改变。人们其实並不了解,又或不愿意了解,林婕为什么要死。香港这样一个“繁荣安定”的社会,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。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,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。于是,林婕的死,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。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,早已安安分分完成改造。

一直以来,我也如此相信。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,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。二十年过去,我才开始懂得问,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,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?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,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?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,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?我开始意识到,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,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,改造的代价是什么,谁去付这些代价。

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,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。要解决任何问题,了解是第一步。要了解,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,道出他们的心声。以下所述,是我的移民史。我的经历,不多也不少 只是我的个人经历。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,不多也不少,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。当然,我们活在同一城市,个人如何分殊,总有时代的烙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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